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于4月15日就经济问题与政府领导层举行了会议。向公众披露的消息称，总统确认1至2月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8%。不甚明了的是，为何4月中旬向国家元首提交的并非第一季度即三个月的数据。如此一来，本可无需以今年头两个月额外休息日为由作出说明。此刻不禁心生疑虑——莫非第一季度的整体情况更为糟糕？
会议当日，我们未能等到与会对话者发表任何评论。看来，实属无话可说。
就社会学调查显示民众最为关切的问题而言，当局当日面向社会的信息通报工作难以令人满意。
几天后，部分与会者作出了一些澄清
经济发展部部长马克西姆·列舍特尼科夫4月17日在弗谢沃洛日斯克举办的论坛上发言时指出，经济中的储备已消耗殆尽。“在此类结构变革中，情况一如往常，当挑战确实纷至沓来时，往往某些领域涌现新机遇，而另一些领域企业则被迫适应，或许某些方向不得不收缩。以便调转方向，其中也包括重新分配当前我国经济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即人的劳动力资源，”列舍特尼科夫表示（引自国际文传电讯社）。
部长指出，新增税收是加剧企业经营困难的因素之一，有必要协助企业适应这些变化。但列舍特尼科夫并未说明在储备告罄的情况下当如何为之。
同一天，在另一场论坛上，中央银行行长埃尔薇拉·纳比乌琳娜就我国经济状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这位俄罗斯财政经济板块的第一夫人出人意料地承诺，年底前将通胀率降至4%的水平。不知为何，这一轰动性声明无论政府拥趸还是批评者均未予以跟进。不过，仍留下一丝轻微的困惑——央行行长为何一反其惯常的强硬货币主义论调，转而涉足乌托邦式乐观预测的领域。毕竟，对多数专业人士而言显而易见的是，在不进行根本性结构变革的情况下，欲在维持经济增速的同时将通胀削减至4%实无可能。物价上涨的驱动力源自未获商品与服务市场供给保障的全部货币总量。国家在软预算约束框架内向国有部门企业拨付的资源同样助长了通胀。经济的多元结构特征，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各领域对中央发出的信号与刺激反应不一。
埃尔薇拉·纳比乌琳娜再次重申，我国经济在现代史上首次遭遇劳动力短缺问题。近两三年来，她在各个场合均如此表述，却避而不谈诸多经济领域正在发生的裁员、隐性失业、员工转为非全职工作或被安排非计划休假（涉及冶金、铁路、伏尔加汽车厂、卡玛斯汽车厂、餐饮业、零售贸易等）。大规模裁员背景下，又何来劳动力短缺一说？
或许，在某人看来，此种推行结构重组的方式是健康且真正符合市场原则的。似乎只要失业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被裁撤的机械制造工人或航空工程师转投服务业便万事大吉！
届时将有足足30万快递员、比萨或烤肉卷外送员穿行于家乡城市的街头巷尾！史无前例的就业率与结构重组赫然在目！
的确，若以高利率和提高增值税扼制工业、农业与建筑业，削弱失业者的购买力，压缩总需求，那么通胀率降至4%的目标或许可以实现。尽管可能性微乎其微。毕竟，滞胀现象从未消失，通胀率或有望压低至5%-5.5%，但再低则几无可能。
央行教条式僵硬的货币主义路线，其后果可能是扼杀投资与营商环境。需求缺失，对投资者而言绝非良好激励。
在宏观经济领域，从关键部门（央行、财政部与经济发展部）预测屡屡失误来看，无人能确切掌握全局。因此，更为合理的流程管理方式，应倚重假设，而非证据——而证据，如我们所见，恰恰付之阙如。
那么，国家财政经济当局每年对“纳比乌琳娜假说”——即高关键利率必将使通胀降至4%——进行一次批判性审视，岂非更为明智？并在全面审慎分析的基础上，对现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加以校正。而非仅仅为那些成功跑关系者修补其经营中的窟窿。补丁虽多，却毫无章法，整体上对经济有害无益。
此外，另有一事值得深思。新冠疫情与制裁的连年冲击，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关键商品交换遭受禁限——从微芯片到稀土材料，从飞机及其零配件到劳动力流动限制，无一幸免。作为回应，众多国家纷纷推行新工业化政策。其特点在于建立全周期或最大程度完整周期的战略性生产体系。这是军事与地缘政治挑战所提出的迫切要求。
新工业化并非通过非竞争性行业的自发凋敝来实现。原因很简单：行业的优先次序并不受负面激励的支配。
曾几何时，美国遭遇了工业生产大规模自发外迁的浪潮。其代价是“锈带”诸州的失业潮，以及特朗普所倚重的超保守选民群体。如今，特朗普正借助前所未有的关税壁垒及其他激励手段，试图为恢复传统工业生产、发展造船业、人工智能能源基础设施、数据中心以及先进微芯片制造创造前提条件。
认为俄罗斯无需落实明确的产业政策优先方向，且不将货币信贷与预算税收政策工具服务于上述目标，便能实现技术主权——这无异于不负责任的乌托邦幻想。
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始终基于恢复完整经济制度框架——从海关到法院——的必要性，唯有如此，方能使资本在优先领域导向生产性投入，实现有效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