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加·索洛维约娃
过去15年间，俄罗斯向外国高素质专家发放了近50万份工作许可。仅去年一年，国家就引进了近8万名此类工作者。而此前官员们曾表示，为实现“现代化飞跃”，每年需要引进4万至6万名高素质专家。然而，尽管数据上有流入，高素质人才对长期留在俄罗斯市场并无兴趣。
俄罗斯当局多次强调其引进高素质外国专家的意愿。例如，早在2024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就指示扩大电子签证发放范围，并采取其他措施吸引——包括外国在内的顶尖科学家来俄工作。
“制定并实施吸引顶尖研究人员和专家（包括外国专家）参与在俄罗斯联邦开展的科学研究与开发的措施……规定为上述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创造有利条件，包括提供住房、简化来俄入境和工作所需文件的办理手续，并为此扩大电子签证的发放实践”——这是在科学与教育委员会会议后发布的指示中所述。
政府今年批准了从签证国家引进外国劳动者的配额为27.9万份许可，比上年增长约19%。
据内务部通报，仅去年一年就向高素质移民单独发放了超过7.5万份在俄工作许可，同比增长33%。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去年外国高素质专家人数为9.07万人。据联邦税务局数据，2023年通过劳动合同和民法制合同获得收入的高素质专家超过6.35万人，2024年超过7.62万人。
总体来看，在俄罗斯引进外国高素质劳动者计划实施的过去15年间，共为高素质专家办理了47.7万份工作许可。仅2025年一年就办理了超过6.9万份。
需要指出的是，“高素质专家”是指在特定领域拥有工作经验、技能或成就的专业人员。另一个条件是引进其来俄工作须达到一定的薪资水平。目前高素质专家的薪资要求为每季度不低于75万卢布。科研人员或教师为每月8.35万卢布。
然而，高素质专家向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引进目前尚不具备规模性。2010至2025年间，共办理了790万份工作许可和2620万份工作许可（此处指针对免签国家公民的工作许可）。也就是说，外国公民在俄工作的许可类文件总计3410万份。因此，即使是在引进高素质专家最为成功的年份（如2025年），为这类专家办理的文件也仅占全部许可文件的3%，总统学院社会分析与预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尤利娅·弗洛林斯卡娅强调。
■中国■土库曼斯坦■印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欧盟国家■泰国■越南■韩国■塞尔维亚■其他国家
尽管占比不大，但高素质专家对经济的贡献更为显著。据联邦税务局数据，高素质专家向俄罗斯预算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2022至2024年三年间就超过810亿卢布。
学者认为，这类专家缴纳税款与办理工作许可人数之间的比例尤其具有说明意义。2022年，高素质专家办理工作许可的人数占全部办理工作许可人数的1.6%，而高素质专家缴纳的税款占比为27.7%。2024年，这一比例分别为2.4%和24.3%。
目前向俄罗斯输送高素质人才的主要来源国是亚洲国家。弗洛林斯卡娅指出，在引进高素质专家的整个计划实施期间，来自签证国家的人员占比超过94%。“在所有国家中，中国多年来一直保持领先。截至年底持有有效工作许可的高素质专家中，中国公民占比在2016年之前一直超过20%。2025年，以高素质专家身份办理工作许可的中国移民占比已达39%，”研究者表示。
除中国外，向俄罗斯输送高素质移民的主要来源国还包括土库曼斯坦、印度和土耳其。学者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专家目前占比已超过3%，而2024年尚不足1%。
来自欧盟的劳动者流入则呈现相反趋势。2014年之前，来自欧盟的高素质移民合计占比接近30%，而到2025年已降至1.4%。
高素质专家主要在两大首都城市群工作。早在2012年，这两个地区就集中了约60%的此类专家。弗洛林斯卡娅指出，目前这一趋势正在逐渐改变。高素质专家在莫斯科州和列宁格勒州的占比正在下降。摩尔曼斯克州、卡卢加州、奔萨州和布里亚特共和国等地区已退出领先名单。与此同时，远东地区——外贝加尔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楚科奇自治区和阿穆尔州的专家流入开始增加。专家认为，这与来自中国的高素质移民增长直接相关。
尽管有专家流入，但很难说俄罗斯市场对他们具有吸引力。弗洛林斯卡娅指出，高素质专家在俄罗斯享有简化的合法化程序，然而实际上他们并未充分利用这一政策。
“这些专家在俄罗斯全面融入的意愿目前表现较弱。例如，2010至2017年间，仅有3400名高素质专家及其家庭成员申请了俄罗斯居留许可（不到全部流量的2%）。后期数据同样表明，高素质专家每年申请居留许可的数量仅为数百份（而同期他们办理的工作许可达数万份），”总统学院报告称。
专家认为，这种动态并不令人意外。“自2010年起实施的引进外国高素质专家计划有一个漂亮的非正式名称——‘人才争夺战’。但要参与全球范围内的人才竞争，必须具备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技术领先的经济基础，”斯托雷平经济增长研究所专家奥列格·尼古拉耶夫认为。
他继续指出，目前近一半的高素质专家是中国人，他们主要在中资企业工作。“其次是土库曼斯坦公民——他们占比显著的原因在于，土库曼斯坦是外国留学生中第二大的群体，毕业后大量留在俄罗斯工作。印度和土耳其也主要与其在俄罗斯境内的投资项目相关，”他解释道。
问题还在于如何界定“高素质”，pro-Vision Communications公司总经理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继续说道。对移民部门而言，只要持有文凭和无犯罪记录证明即可；而对实体经济部门来说，则是紧缺的工程师或IT架构师。结果，从文件上看我们迎来了来自所谓印度的“智力流入”，但他们往往是来填补基层岗位的基本空缺；而真正的行业顶尖人才，却需要总经理亲自担保才能“捕获”。
由于缺乏规划周期，这些专家会离开俄罗斯。“高级专业人士考虑的是三到五年的项目规划，而俄罗斯现实给他提供的却是一场‘猜汇率和明天议程’的刺激游戏，”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继续说道。
30至45岁的高素质专家几乎从不是独自迁移。这便引出了一些我们尚无明确答案的问题：是否有英语教学的子女学校、配偶的工作机会、能否获得优质医疗服务，以及清晰明确的居留许可和国籍前景。“与优秀候选人的谈判往往卡在这些生活细节上，而非薪资问题，”A2人力资源公司管理合伙人阿列克谢·奇哈切夫举例说。
此外，他还表示，这类人才还面临来自其他市场的竞争。
“如今，印度或中国的工程师并非在俄罗斯和本国之间选择，而是在俄罗斯、新加坡、中东和东南亚之间权衡。在这一比较中，我们的客观劣势十分明显：卢布贬值后以美元计价的收入失去了吸引力；语言难学，气候恶劣；而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外，针对外派人员的基础设施——如社区、国际学校、英语环境——几乎完全没有。”——该专家表示。
还存在声誉和心理层面的因素。
“高水平专家会以10至20年为周期规划职业生涯。他会问自己，‘曾在俄罗斯工作’这一经历在全球市场上是给他的简历加分还是减分。许多人诚实地告诉自己，他们只会来两三年赚些钱然后回去。于是便有了整个图景：有流入，却无扎根，”奇哈切夫总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