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正在俄罗斯重塑至少三个领域：消费领域、服务领域、就业领域。而通过这三个领域，数字平台已然影响到资金流动的分配格局，改变着资金的流转路径和中介链条，这既波及银行业——最近银行与电商平台围绕折扣和支付方式的争执即是一例——也波及预算，体现在税收进项层面。因此，政府力图将分量日益加重的平台经济纳入掌控，为其设定目标导向和运行规则，这也是合乎逻辑的。
俄罗斯须在2027年2月之前制定出数字平台发展战略。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已下达此项指示。共11个联邦部委及俄罗斯出口中心将参与该文件的起草工作
它们须就各自所辖行业平台化的优先方向提出建议，并兼顾预期的经济成效，包括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各项倡议的细化工作将由经济发展部和数字发展部负责。此外，它们还需优先考虑在哪些有国家参与的特定经济行业创建数字平台，并厘清国家在哪些行业的参与更能发挥效能。
战略中还应当确定平台处理数据的通用要求、数字平台的标准化架构、信息安全保障以及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对数字平台运行组织监测，包括分析其对GDP和通胀的影响。
数字平台如今已在重塑俄罗斯经济中至少三个领域：消费领域（贸易）、服务领域（按订单完成工作）、就业领域（劳动力市场）。
据政府通报，目前通过电商平台和电子服务实现的商品与服务流转已贡献国家GDP的5%以上。按2025年GDP统计推算，这约为10至11万亿卢布。
根据储蓄银行指数银行分析师的测算，今年第一季度电商平台购物在俄罗斯居民总支出结构中占比达19.5%。社会学者依据问卷调查给出了更令人瞩目的数字。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发现，如果说15年前俄罗斯人每月平均工资中约有15%花在在线购物上，五年前约为20%，那么如今，截至今年5月，这一比例已超过四分之一。这主要归因于消费者从传统线下零售向线上板块的转移。
储蓄银行指数6月2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商平台仍是最具增长势头的消费渠道：其消费额同比增长约28%。
这一渠道尤其受到24岁以下年轻受众的青睐。“俄罗斯人平均每年在电商平台购物58次，”银行分析师通报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电商平台服务的积极使用者不仅是大都市居民，也包括10万至25万人口城市的居民。不仅如此，对于居住在城市型居民点和村庄的俄罗斯人而言，电商平台往往几乎是满足当地无法获取的广泛品类需求的唯一途径，这凸显了其在保障平等获取商品方面的关键作用。
高等经济学院副校长阿列克谢·科舍尔和高等经济学院副教授叶卡捷琳娜·克鲁钦斯卡娅在其研究中尤指出这一点（该研究发表于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网站）。在线零售大型领军企业此前对其社会角色的描述也大致如此。
数字平台不仅是众所惯见的在线商店，也是服务聚合平台，委托方和承接方通过此类平台为各类服务（个体定制缝纫、出租车服务等）找到彼此。
一种新型就业形态正在形成——据政府数据，约有16%的俄罗斯人定期或阶段性通过数字平台工作。
高等经济学院专家指出，当前数字平台发展阶段的特点不仅在于指数级增长和整合浪潮，还在于竞争的加剧，且这种竞争正变得跨行业化。
也就是说，数字生态系统已不再争夺具体产品利基——它们如今在为创新速度、客户忠诚度、顶尖人才的吸引而展开竞争。“这场新现实的鲜明例证，便是传统商业模式与平台商业模式之间的‘争端’，”科舍尔和克鲁钦斯卡娅解释道。
有必要回顾，两种经济形态、两种商业模式的碰撞，在去年爆发的金融当局及大型银行与在线零售贸易代表之间围绕电商平台的定价、支付方式和税务纪律的争执中变得尤为引人注目（参见《独立报》2025年11月23日报道）。
街垒的一侧主要是传统经济，其中关键角色——包括作为系统性创新者的角色——早已分配停当。另一侧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数字化的平台经济，它目前尚无法嵌入惯常的等级格局。
“恰恰是在这一阶段，当数字平台不再仅仅是参与者，而是成为改变市场地貌的完备市场制度主体，当其影响力扩展至经济各个领域之时，监管措施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便开始凌驾于其头顶，”科舍尔和克鲁钦斯卡娅解释道。
据他们称，诸如潜在的折扣禁令及其他限制等案例，皆是先兆，预示着平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应转入法律讨论和清晰规则制定的轨道。
专家们描述了不同类型的数字平台（电商平台；分类信息平台——在线公告板），不同种类（租赁服务、出租车等），并指出不仅仍存在尚未弥合的监管空白，甚至还存在术语层面的理解分歧。
例如，科舍尔和克鲁钦斯卡娅指出，围绕“数字平台”“生态系统”“超级应用”等概念仍缺乏共识。而似乎至少在术语混淆层面，从各部委到企业界再到专家圈，所有各方本应借助2025年夏季通过的《平台经济法》（将于2026年10月生效）将之厘清。
不过该法在通过时，部分市场主体便已觉得它仍显粗糙，而如今再看，或许已多少有些跟不上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