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活跃分子在俄联邦三个主体已遭受明显的选前迫害。如果说在阿尔泰边疆区，整个分部正被捣毁，那么在鄂木斯克州和奥伦堡州，个别党员则开始被宣布为极端分子。当局援引《行政违法法典》第20.3条，指控其在互联网上展示某种在俄联邦被禁的标识。这意味着为期一年的参选禁令，以及事实上的非体制内人士身份。在上述地区，地方立法会议换届选举正与国家杜马选举同步推进。看来，将俄共在权力机关中的代表人数最小化的路线，将首先在最基层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在阿尔泰边疆区，共产党人正试图探明自己同志——既有现任者，也有前任者——的下落，他们因所谓的“议员助理薪酬诈骗”刑事案件而遭到拘押。
调查已持续半年，但尽管有人被拘，至今却尚无一名党员，例如说，被送进看守所。
也就是说，这至少是在对阿尔泰边疆区俄共分部施加信息压力，而且可能是在重大竞选之年试图打乱其活动部署的尝试。刑事案件时而加紧，时而放缓，然而如今，据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玛丽亚·普鲁萨科娃通报，无论是边疆区委书记维塔利·布尔达科夫，还是该分部前总会计师纳塔利娅·奇斯托克列托娃，均已被拘。普鲁萨科娃已致函俄罗斯侦查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巴斯特雷金、俄联邦总检察长亚历山大·古灿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请求对侦查进程予以监督。在她看来，主导此案的侦查员明显持不公正立场。侦查一方甚至据称口出“要将所有共产党人都抓去坐牢”之言。
有必要回顾，2025年11月，俄共籍立法会议员柳德米拉·克柳什尼科娃及其助理斯韦特兰娜·克尔别尔因诈骗案被逮捕。2026年2月，边疆区立法会议两名议员安德烈·切尔诺拜与尤里·克罗波金被拘，4月，立法会议员伊戈尔·加尔金的助理安娜·亚尔采娃亦被拘。
与此同时，鄂木斯克市古比雪夫区法院对俄共两位地区领导人处以罚款——一位是鄂木斯克州委第二书记、现任某位立法会议员助理的伊万·费金，另一位是立法会议员、州委意识形态书记弗拉基米尔·维尼琴科。如今，他们被禁止在一年内参加任何选举，因为依据《行政违法法典》第20.3条
“宣传或公开展示纳粹用具或标识，或极端主义组织的用具或标识”，他们已被认定为违法者。具体涉及的，是互联网上昔日的帖子，为配图（且显然用于负面语境）使用了一枚如今已被禁的某外国社交网络的标识
在奥伦堡州，依据《行政违法法典》第20.3条提起的案件，也导致立法会议员努尔兰·蒙扎萨罗夫（俄共国家杜马议员妮娜·奥斯塔尼娜的助理）和立法会议员弗拉基米尔·古多马罗夫（曾代表该党参加不久前举行的州长选举）被禁止参选。他们因七年前发帖批评某位非体制反对派领袖而遭到追责。然而如今，当局对共产党人本身所持的态度，已大致与对待非体制内人士无异。至少不妨回想，正是借助《行政违法法典》第20.3条，“亚博卢”党内多少有些知名度的活跃分子正一个接一个地被逐出选举。
在回答《独立报》关于如何应对对党积极分子的这种态度时，俄共法律事务负责人格奥尔吉·卡姆涅夫表示，党方正就全部三起地区事件展开工作。他解释道：
“我们曾向各地分部下达过清理社交网络的任务，但看来并非人人都得以完成。而且也不可能将所有内容无所不包地清除干净。再者，虽然过去法律不溯及既往，可如今已是荒谬时代。”据卡姆涅夫称，若遵循当前的法律适用实践，任何人或任何组织都可能遭到追究，那样一来，“波及的人数将达数千万之众”。他还向《独立报》透露，法律事务部门也在处理其他针对共产党人的行政案件。例如，在伊尔库茨克州，15人因向列宁纪念碑献花被罚款；又如滨海边疆区纳霍德卡市五·九游行集会遭禁。
顺便提一句，在最后提及的那个地区，今年在选出国家杜马的同时，也将举行立法会议选举——这与阿尔泰边疆区、鄂木斯克州和奥伦堡州毫无二致。事实上毋庸置疑，对共产党人的压制更多恰与地方竞选活动相关，而非与国家杜马选举相关。在联邦层面，俄共的情况总体并不差——例如，部分社会学家已让左翼重返选举支持率的第二位。与此同时，压制党内积极分子的议题，看样子理应由俄共领袖根纳季·久加诺夫，在不久即将举行的国家杜马各党团与俄联邦总统会晤时提出。然而，俄共内部一位消息人士向《独立报》透露，此次会晤目前已被无限期推迟，党内对此并无讨论。不过，党法律事务部门今年年初便已为久加诺夫准备好了相应的情况说明：三年来至少有31名党员遭受政治压力。这位《独立报》的对话人指出：
“如果会晤终将举行，久加诺夫定会提及我们的同志并为他们仗义执言。”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自身坚持认为，这些迫害恰恰源于国家杜马选举。例如，卡姆涅夫解释说，所有被限制选举权的共产党人，都是“各自地区知名、有威望且备受瞩目的政治人物，本可成功领导杜马竞选活动”。地区政策发展中心主任伊利亚·格拉什琴科夫就此对《独立报》表示：
“我不会说已启动了一场针对俄共的、仿照‘亚博卢’模式的全国统一行动。共产党人的地位不同：这是一个议会党，是合法政党体系的一部分，拥有自己的党团、地区网络以及与联邦中央直接的政治沟通渠道。对俄共的大规模清洗，将比针对非议会党或弱势政党的类似行动带来更多系统性风险。但这一技术手段完全可能在点对点的层面上扩大化。
”在他看来，用意不在于将俄共作为一个政党加以禁止，而在于将特定知名的地区候选人逐出竞选活动。尤其是在那些国家杜马与立法会议选举同步推进、且地方共产党人具备个人知名度、机构班底、议员席位或抗议声望的地区。2026年，联邦层面的竞选活动与39个地区的选举重合——其结果便是，区区一次行政处罚便可收获双重效应。“在法律上，这是一个极其便利的工具。从形式上看，事情可能只是因一条旧发布内容、一个点赞、一次转发或一幅被禁标识的图像而处以小额罚款。但其政治后果与惩罚力度不成比例：当事人受到的是为期一年的参选限制。也就是说，罚款可以是象征性的，而结果却是事实上被逐出竞选活动，”格拉什琴科夫强调道。
据他称，鄂木斯克和奥伦堡的案例恰好展现出这种逻辑。而阿尔泰的故事结构不同——那里并非‘点赞和转发’，而是一条更为沉重的路线：党的机构及议员助理们头顶阴云密布，但政治效应却颇为相似。这首先是在竞选活动前夕，对俄共地方分部进行士气打击和组织瓦解。
“因此我会这样说：这种正面强攻的技术手段未必会大规模铺开，因为若将俄共简单等同于‘亚博卢’而不计对整个议会体系架构造成的后果，是不行的。但它在点对点层面和地区层面，则极有可能铺开。尤其是在那些共产党人拥有实力强劲的单席位选区候选人、知名立法会议员，或存在抗议性投票动员风险的俄联邦主体。
这与其说是将党作为一种制度加以打击，不如说是以外科手术式的精准，将最危险的人物从竞选活动中摘除。俄共仍留存在选票上，品牌得以保留，党团继续存在，但那些能够真正领导竞选、争取选票并助力联邦名单的特定人士，却被排除出局，”格拉什琴科夫指出。他并强调，此处许多情况将取决于联邦中央所发出的信号。如果高层下达了不要过火的指令，那么其中一些事态或可被叫停，或可转为较温和的处理方式。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号，则地方政府和强力机构可能将这一做法视为选前清扫的可行技术。“对俄共而言，危险恰在于打击目标并非招牌，而是骨干。党在形式上仍是选举参与者，却失去了那些本可充当地方竞选火车头的人。在国家杜马与立法会议选举叠加进行的条件下，这尤为敏感，”格拉什琴科夫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