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断网在俄罗斯各城市（包括最大城市）已成为常态。例如，3月份圣彼得堡两次断网，理由均为无人机袭击，第三次甚至未给出此类解释。据当地消息，莫斯科市中心于3月24日恢复移动互联网，但自月初以来，部分区域一直受到限制。前景尚不明朗。各地区移动运营商向用户发送短信，将限制解释为“保障安全措施”，并附上所谓“白名单”链接，即断网期间仍可运行的网站和服务清单。
当被直接问及移动互联网问题时，当局仅简短解释为“出于安全考虑”，并援引相关法律。难以理解这如何能安抚或给人们带来希望。但显然，当局并无此意。公民应明白，他们根本没什么可抱怨的：一切依法行事，且是为了他们好。
移动互联网问题再次引发对社会发展优先事项的质疑，甚至更广泛地说——对文明发展优先事项的质疑。安全是“穿甲弹”般的论据，人人都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但负责安全事务的机构，凭借其广泛权力、俄罗斯国家体制及法律执行的特点，往往倾向于在可行之处通过限制公民的自由与便利来为自己减负。所有关于通信限制的法律（包括近期通过的）均指向这一点。安全与否的标准由授权机构定义。他们无需解释任何事。他们的指令必须执行——为了共同利益。
那些倾向于为这种现状辩护并迅速适应的人，常常援引过去。确实，曾有过连家庭宽带都没有，更遑论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也没什么，以前不也活过来了，现在也能熬过去，干点别的事呗。”可以去跳舞或打雪仗。这个论点在情感上似乎有说服力，但可能会发展到荒谬的程度。过去，人们吃得差，医疗差，寿命短，死亡率高。便利设施少得多，有时甚至根本没有。在我们个人和集体经验中，那条我们不愿跨越的时间界限、那道“不，没有这个我们活不下去，我们再也不想回到那种状态”的界限在哪里？
安全固然重要，甚至可以说至关重要。但文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乃至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进步，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个基础。现代城市生活离不开快速、高质量的移动互联网，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支付通过它完成，服务业靠它运转，数百万计的联系——无论是商务、家庭还是朋友间——都通过它实现。这是引擎，没有它，经济就会放缓，企业遭受损失，国家也随之受损。不可能先切断一切，然后再说：我们再想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自古以来，对更便利生活的追求就决定了文明的发展方向。渴望吃得更好、形象更佳、身体更健康、学习更优质、移动更快更轻松——这成百上千的渴望并非任性，而是常态。文明包含安全，但不限于安全。更何况，与不久之前（当时数百项现行限制不仅没有实施，甚至无人打算引入）相比，生活似乎并未变得更加安全。而现在，推行这些限制的人，其出发点不过是公民别无选择，终将习惯。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确有为了安全利益而限制自由的时期。然而，今天，我们正目睹文明技术范式的更迭。技术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产品如何被创造？正是“如何”，而非“什么”！因此，当前对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限制，直接影响着我国能否跟上时代步伐、在平台经济发展中不掉队、不丧失塑造全新商品与服务生产方式及新型劳动力形态的机遇！
正因如此，将核心生产要素运行中的限制问题交由安全部门全权处理，并不符合社会利益。在斯大林统治后期，我们已历经过一轮禁止遗传学和机器人领域研发的周期。当时的主要理由是：保障意识形态安全！因为这些方向被视为唯心主义的表现。“魏斯曼-摩尔根主义者”当然被粉碎了，但我们也在历史上落后了数十年。国产电子设备，过去没有，现在依然没有。
因此，如今绝不能允许安全部门在关乎俄罗斯未来的关键技术领域拥有垄断性的禁止权力。
